球赛与球迷

世界杯一开始，足球就在中国的报纸上火起来了，这本身也许是个悲喜剧。

这几年球赛兴起来了，球迷也多起来了，关于球迷的文章也多起来了。这是中国进入竞争性社会的标志之一。过去国人所理解的竞争，是生存层面上的竞争，也就是为温饱而进行的较量。在这个层面上，人们对球赛的理解，最好的标本是关于军阀韩复榘的一则笑话。说是老韩见球场上全场人在争一个球，大发慈悲：“孩子儿们别抢了，我给你们一个买一个玩！”

老爹老娘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在营养丰富的条件下长大，然后能有一个好球场去学踢球——“这样的儿子”全国不能只有一个，要有成千上万，才会有一两个像样的“先天健康”的球队。从社会学考察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“生不出”这样一个球队，文革时期定量配给粮肉油蛋的国民们也完不成这个任务。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讲究优生优育后出生的“这一代”，才有可能产生先天健康的“预备球员”，也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。按此计算，中国先天健康的球队将出现在世纪之交。

这就可以找到答案，为什么中国的足球热中，球迷比球队成长得快，也就明白中国的第一代球迷悲剧性的命运无可避免。从宏观角度看，进入竞争时代，社会激发出人们对竞技运动的热爱，这种热爱会因“先天不足”而越发强烈。绿茵场上还没有冒出好球队，却不妨碍观众席上出现好球迷。先出现合格的球迷，却还没有与之相称的球队，于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球迷悲剧就是“揠苗助长”的悲剧，悲壮的单相思。悲剧是美的，所以，球迷比球员可爱，侃球的文章比球赛精采。

球迷看球，倾向性是第一因素。在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的时代，体育场上只有观众，没有球迷。入佛界易，进魔界难，球迷是足球的魔界。人生如何，胜负如何，看清了的，可以当领袖，也可以当教授，当领袖是冷静入世，当教授是热心出世，进退都如佛有法。当球迷则不同，不是旁观者清，而是旁观者不清，旁观者能够不清，就是忘我境界，入魔。无论是工薪白领，还是市民高官，能坐在观众席或者电视机前，入魔两个小时，是人生一大快事，是现代速度的出世入世。

球场上最常见的是犯规，而且，多是明知故犯。犯规在球场上，不再是一种错误，更多是一种技术。在失球和被罚之间的选择，在大局与局部之间“度”的把握。都说犯规不好，实际上人们十分欣赏球场上那些合理、及时、有力、分寸得当而且冠冕堂皇的犯规。当然，这也许是一种演示——在人生赛场也有这样的情形，生活中百战百胜的无赖，绝不是总不讲理的人；这种人会讲理，会微笑，会握手，会服从规则，更会在恰当的时机犯规，又不会被罚下场。想一想，你也见过这样的人，在你的生活中或你认为的成功者名单里。

比之犯规，球迷表现出的宽容；对裁判不公，球迷的反应则是另一个极端，最不原谅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执法者的过失被放大了。在这放大的过失中，人们纵情地发泄自己的不满，指摘、痛骂，以至于闹事。从潜意识讲，这是一个释放管口，对不公正的抗议。球迷在球场外也会遇到“执法不公”的事情，那种不公，使他感到失去了机会，也许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“进球”机会。大概不少的人都会认为，自己一生“进球”太少，也是另一种情形下的“裁判不公”所致。所以，我想给裁判说句话，他们的过失，所引出的激烈反应，至少有一部分是代人受过。